问：古语有之：画地为狱议不入，刻木为吏期不对。路温舒以谓此皆疾吏之风，悲痛之辞也。温舒虽托秦吏尚存以讽宣帝之深文，而吏亦真可畏哉！韩安国，梁之贤士也，而辱于田甲；周勃，汉之大臣也，而侵于狱吏，况其馀乎！由是观之，谓吏之不足畏者非也。穆宗时，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过邓县，有二吏，一犯赃，一乱法，咸谓公绰必诛犯赃者。公绰曰：「赃吏犯法，法在；奸吏乱法，法亡」。竟诛乱法者。盖法者治乱之所系，而吏乱之则民将无所措其手足。此乱之所由起也，诛之可不力哉！今律之禁吏，法非不严，而其奸滋甚，何也？夫舍刀笔之吏以趋功名之会，有如汉之萧何、曹参，唐之孙伏伽、张元素之徒，此希世有之，不可多得，姑欲少革前日之风，使此曹惟三尺之是畏，将何术而可乎？愿备陈之焉。

郑当时好黄老言，而每五日洗沐，尝置驿马长安诸郊，请谢宾客，至明旦，常恐不遍。何胸次扰扰如博极，其言亦若人之流亚也？孟坚谓其不能为醇儒，过矣。

枚乘《再谏吴王书》，其间载齐王杀身等事，皆在吴王败走之后。刘仲冯考之甚详，谓后人增加之。予观韦孟讽谏楚王戊诗，或者以为其子孙敬事述志而作，则乘之《谏吴王书》，其为后人增加也明矣。

灌夫「以服请不宜」，犹言某以有服，故不宜自往请客，后不得已，乃亲往也（师古注非。）。

《史记·张释之传》，盗环事下廷尉治，释之按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，当弃市。班固第云下廷尉治，案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，殊失委折。

《灌夫传》改「尝」作「常」，改颍阴侯灌何请孟为校尉作「灌婴」，「陂池」作「波池」，「夫以服请宜往」为「不宜」，皆非是。馀不可悉数。

韩安国和亲议，利害了然，为万世不刊之典，可谓见之明，察之熟矣，宜其执此之见，坚如金石；未见武帝意有所属，乃以有它缪巧为辞，至以身任行师之寄。岂以护军之权，诸将皆属，有以动其心故耶？虽然，马邑之役，所恃者聂一之诈，犹可以有它缪巧为解；它日渔阳之役，右北平之役，岂亦有它缪巧而然耶？士大夫始于事理甚明，终为名利所惑，良可慨叹。

韩安国善遇田甲，李将军乃杀醉尉，量不同矣。

卫青不罪李敢，敬待汲长孺，亦贤矣。

田、窦之争，自韩安国、汲长孺、郑当时外，馀皆莫敢言。韩、郑之言，又持两端，可见当时言者之难。班、马二史于武帝既上食太后后，言是时惟郎中令石建为上分别言两人事。曰分别言两人事，则曲有归矣，建岂其人耶？太史公谓建为郎中令，事有可言，屏人恣言极切，至廷见如不能言者，岂亦以是故耶！

汲黯始为九卿，弘、汤为小吏，弘至相封侯，汤为御史大夫，黯犹为右内史。黯时丞史皆与同列，或尊用过之。李广初与从弟李蔡俱为郎，蔡名声下广远甚，蔡封侯拜相，而广不得邑，官不过九卿，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者二人。姿禀不同，才质各异，其为淹滞，大略相似。

《史记·李广传》，卫青问广等失道状，曰「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」，班史增作「失军曲折」，非是。广时但失道，不曾失军也。

元光六年，四将军出击匈奴。卫青为车骑将军，青则卫子夫弟也；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贺则子夫姊君孺夫也；公孙敖为骑将军，敖则出卫青于死者也。其后用李广利为贰师将军，事亦类此。夫兵凶器，战危事，而武帝轻于畀付如此，虽卫、霍之师出则成功，而所丧失亦略相当。至于它将，鲜不败衄者，此可以为命将出师者之戒。班固先叙敖与贺得幸之由，继书出军等事，其意微矣。

元狩四年，卫、霍之出，卫青正当坚敌，乃能使单于狼狈遁走，几至失国。资粮于敌，仍烧其积聚以破巢穴，斩首九万九千级。按去病功无大于此者，虽其斩捕数多，而其所直者乃左方兵，与单于亲自临阵事体大不同。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，而青不得益封。青分量已过，封之益不益不足深论，但方其张左右翼与单于鏖战之时，杀伤大当，其间谁非冒万死不顾，以图尺寸功者？今也一置不问，常惠、遂成秩不过诸侯相，爵不过关内侯。此盖迫不得已，姑藉以塞众议。至霍去病军，则毫釐之功必计。帝于是失军吏士卒之心矣，其后竟不能复击匈奴，或者此亦其一端欤！

卫、霍斩首捕寇之功，于汉为盛矣。青虽父子俱侯，凡三十四岁，而五侯皆夺，未几以戾太子事遂灭。去病死未几，子死国绝。弟光功烈如此，终亦不免赤族之祸。岂其杀伤过多，天道施报固如此耶！

《易》曰：「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」。夫以君臣相信之深，犹贵其密，而况于情之疏者乎？武帝建元中，辽东高庙与高园便殿灾。先是，淮南王安入朝，与帝舅丞相武安侯鼢有逆言，归而益横。其后胶西王赵敬、肃王、常山宪王皆数犯法，或至夷灭人家、杀二千石，而淮南、衡山王遂谋反，胶东、江都王亦阴治兵欲应之。丞相鼢复恃贵，恣横于内。于是仲舒借二异以感动武帝，此正纳约自牖之意。但其所言上忤权贵用事之臣，下忤偃蹇不奉法之诸侯，事无大于此者，言之而密犹恐召祸，而舒也暴其私藁，至为他人所得，则其疏甚矣。

仲舒家居，朝廷每有大议，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问。史臣谓其对大议皆有明法，而所对谩不见一二。使其所议果有关于朝廷大利害，则不应不载；议之而当，则朝廷又不应用其言而弃其人。使其果不曾有所议，史臣所载又不应尔。盖反覆史臣所载，帝之所遣，非张汤则亦其徒也。言之阿意，在仲舒固有所不忍；言之而正，则固已与使者之意背驰矣，其所以复之君者何如哉！宜其效不概见，而仲舒亦终于不用也。

武帝策仲舒至于再三，何也？帝喜纷更主也。仲舒首篇乃以更化为说，武帝得其辞而不得其意，疑舒之所谓更化则己之所欲变法易令也，故异其对而复策之。制册所言谆乎古帝王沿革之异，意欲仲舒极其所言，大其所更张，故篇末欲明其指略，切磋究之，以称其意。洎仲舒复对，不过谆谆乎礼义教化之事，其他本末度数，事制曲防，皆略而不及，帝始知意向殊异。而中篇犹有所谓改正朔、易服色等语，故复策之，而制册所言尤深切致意于三王同异等语，且谓仲舒之对，为条贯靡竟，统纪未终，篇末戒其悉之究之熟之复之，意欲仲舒条陈世务，使纪纲文章，铿𥔀炳辉，一改当时之旧。而舒之所志，乃在损文用忠等语，则其去帝意远矣。此帝所以绝意仲舒，不复再策，且出之为诸侯相也。

史臣书武帝封禅事，言其书秘，其事禁，独侍中奉车子侯与知之。甫去泰山，犹未至海上，即书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。史臣之意微而显，盖武帝自知其事多不经，虑奉车子侯泄之，贻笑天下后世，故杀之耳。